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六楼，超现实主义展。你一走进去，王度的九个欧洲古典写实石膏头像就像莫高窟的佛像一般嵌在墙上。一缕青绿色的光打过来，给这些石膏一种龙泉青瓷的色调。作品既像整个展览的导言，又像纪念碑。但如果你把他们从蓬皮杜的布景里搬下来，他们就是石膏像，和王度前几年做的本·拉登一样的石膏像。
蓬皮杜王度展览现场
王度再现的这些人物活着的时候都不是佛，但去世之后，在二十世纪的西方艺术界都立地成佛。他们的矫情和不食人间烟火，他们的热情和逻辑，他们的纠结和光芒在后世的价值观里生根发芽，在后世的精神和生活里轮回、再生。他们当年的生活细节，靠谱的不靠谱的豪言壮语，骚乎乎地移情别恋都被放大缩小变形转基因，在美术界越来越神圣，在知识界越来越举足轻重。在法国，你要是不知道他们，一定是书没念好，就算你有殷实的家底，文化上也基本不入流。
蓬皮杜中心请王度来和杜尚、毕加索等人一起展览，其实就是邀请后辈艺术家继续超现实主义的魔幻，对杜尚和毕加索、对王度本人都有意义。记得有一年，我问北京的作家王朔：“中国有没有那种拽得跟达利那样的人—开着载满鲜花的轿车，提着龙虾电话，快死的时候，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还不忘披着丝光闪闪的睡袍，夸张地优越地活着的人？”电话里，王朔停了三秒钟，说：“没有。
那个年代的王朔可以前三秒钟谈文学，后三秒钟在一堆女神的陪伴下用象有特异功能的眼睛先知先觉，把你的鼻子看得顶天立地，把你的思想看穿，把世界看扁。我信了王朔。不过今天，当你看了蓬皮杜的展览，你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中国人里甚至有能为达利超度的人。
巴黎近郊，法国最古老最知名的酒庄的继承人到王度家午餐。他有正事要谈。他把酒的生意留给兄弟们去做，要和太太在纽约开画廊。艺术家安晓彤做过一批作品，有一款银质手镯，像是一个锁眼，又像女人身上那世界的起源。一个法国外交家的儿子把安晓彤的银器送给了自己心爱的女人。酒庄的继承人不知道安晓彤的锁，问王度：“最近画画吗？”王度超现实地回答：“不怎么画。”席间晓彤端上一盆热腾腾的花卷。一个小孩用英文、法文和中文玩着闹着叫着，这是王度和晓彤的儿子，他叫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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