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夏末，《南京条约》签订，自此中国国门大开。欧洲各国趁机低价买入原料，高价倾销商品，也带来了不少新鲜好玩的玩意儿。1844年，法国外交官于勒·埃及尔来到中国，用才问世不久的达盖尔银版法（1839年8月19日，在法国科学院与美术学院的联合集会上，法国政府宣布放弃对银版摄影术这项发明的专利，并公之于众）为两广总督爱新觉罗·耆英拍摄了一张黑白头像。如今，以签署诸多“丧权辱国”条约而闻名于世的耆英先生的形象，以相片的形式陈列在巴黎的法国摄影博物馆中，其永垂不朽之势仿佛在证明，中国摄影的历史并不比摄影术“原产地”晚多少。
梅兰芳天女散花戏装照
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百姓先是见到外国士兵手持相机四处按下快门，便斥之为“摄人魂魄”的“妖术”、后来虽然有德真医生等外国友人著书立说（他著有中文图书《观影奇观》四卷，1873年出版）、深入民间推广摄影，但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大清国，这俨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就连慈禧太后真正接受摄影也是20世纪以后了。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外国摄影师一统天下。
女乐师 瑞斯菲尔德
摄影市场 初现端倪
近十年来，中国影像拍卖主体基本就是这些外国人所摄。他们大多是来华的商业摄影师、传教士或战地记者之流，选取的题材往往是当时的中国风景和民俗。相对来说，这些照片在国外成熟的保藏技术下更有可能显得完好，这也成了许多老照片在世界范围内“巡回旅行”，最终又回到中国拍卖场的原因。2008年拍出的一组早期圆明园、颐和园的摄影便是一例。这组相片摄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前（当时的圆明园已被英法联军烧过一次），分别拍摄了圆明园的谐奇趣景区的全景、主楼楼体和北侧建筑，画质清晰，工艺精巧（采用了当时十分先进的玻璃湿版照相工艺），意境幽远。这组照片的拍摄者英国人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是第一位学习过摄影技术并在圆明园遗址拍摄的摄影师（他当时在中国的工作是为英国海关总署设计北京地区军事管辖区的煤气系统）。这确保了照片的独一无二的史料研究价值。由于其时间久远（摄于1870〜1875年）且在历史、文化、建筑等方面均无可媲美，再加上托马斯·查尔德的许多以老北京风俗为题材的摄影在一百多年间在欧美杂志、书籍、展览中频频露脸而名声在外。种种原因，促使原本估价25万人民币的3张照片，拍出95万的“天价”，单张价格超过谢海龙为希望工程拍摄的《大眼睛》在2006年拍得的30.8万元。
圆明园、颐和园早期照片一组。该组共6张，此图为其中一张 托马斯·查尔德等
中国摄影 迎来契机
在外国摄影师的作品脉络之外，如今，中国人拍摄的老照片在市场也有着一席之地。从时间上划分，这些照片大概分为两个阶段：一个由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照相馆和摄影师开拓，比如同兴、宝记、公泰等坐落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照相馆，从摄影风格来看，它们更多处于向西方学习的阶段，缺乏明晰的个人创作痕迹；此后，20世纪20年代后，国人经过了技术上的探索，渐渐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摄影，并把中式审美风格融入其中。此时名家层出不穷，如郎静山、吴中行、刘半农等。而之后阶段的摄影由于艺术价值较高，在艺术史和学术界早有定论，往往更受市场青睐。以“集锦照相法”（将不同底片上的事物集合到一张照片上的摄影技术）著称的郎静山（1892〜1995），师法古人，意气深远，被美国摄影协会会长肯尼迪（Kennedy）评为“把中国绘画原理应用到摄影的第一人”。他的作品《湖山揽胜》在2008年嘉德春拍以33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被拍下之后，平均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大约在10万到30万人民币之间徘徊。
这些照片身价不菲，是两年来摄影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的结果。2006年秋，北京华辰勇于“吃螃蟹”，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成立秋季拍卖专场，便以245万的骄人成绩受世人瞩目。接下来的几场拍卖中，照片增值空间逐渐彰显，每场拍卖单价递增10%〜30%，部分孤品甚至有100%〜300%的递增。2006秋拍后，中国嘉德和北京诚轩等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影像板块，以求在逐渐浮出水面的拍卖市场中分一杯羹。两年间，摄影拍场人头攒动，门庭若市。
